宋書銘事件的前前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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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習文, （原載《武魂》2010年第4期）

清朝末年，統治者將國運衰竭歸咎於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禁止民間習武練拳。清亡，民國新立，社會賢達、有識之士礙於民風痿靡、積弱已久，試圖增強國民體質，遂提倡武術。1912年11月，在蔡元培支持下，教育部專門司主事許禹生偕同趙鑫洲、吳鑒泉創辦北京（平）體育研究社，邀聘名家郭志雲、葛馨武、楊季子、紀子修、恒壽山等二十餘人到研究社執教，研究武術理論與拳史、培養武術人材，旨在強民報國。眾多的武林精英集聚一堂，破除門戶壁壘，切磋技藝，開展、推廣武術運動，實為我國武術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而發生在此時的耄耋老人宋書銘與紀子修、吳鑒泉等人的推手較技（以下稱宋書銘事件），又轟動了北京武術界，影響深遠迄今為拳界所樂道……

拙作《由“宋書銘”引發的思考》刊于《武魂》2008年第8期，旨在質疑顧留馨先生1964年所著《太極拳研究》對“宋拳”、“宋譜”的批判與否定；旨在論述“宋拳不是楊拳，也不是吳拳，而是在太極拳問世初期，與楊露禪、楊班候、楊健候傳教的太極拳平行、並列的另一派系太極拳！楊傳太極拳源自陳溝，宋傳太極拳另有源頭，實在是太極拳起源的難解之謎”；旨在說明“太極拳史的學術研究課題，不可能因“太極拳起源地掛牌陳家溝”而終結、停滯不前，而且，隨著研究的深入，認識會不斷的深化、提高、更新，從而產生質的飛躍……”未涉及宋書銘與楊健候、楊少候有無瓜葛，未涉及楊氏父子對“宋書銘事件”所持態度。于此，《武魂》編者（按語）道：

“此處有兩個人不應該不提，一個是尚在的許禹生的老師楊健候，一個是許禹生、紀子修、吳鑒泉等人當時在北京（平）體育研究社的重要同事楊夢祥（少候）。不知許、紀、吳這些當時的楊門重要弟子以實際行動大力推崇宋時，楊健候、楊少候有什麼反應，說過什麼、做過什麼沒有？或是什麼都沒有說、沒有做？

截止目前為止，編者所知有關宋書銘及其太極拳的資料，皆出於當事人許禹生先生之口或是其傳人轉錄其師所述之文字，確鑿是當時“第三者”親眼目睹之旁證（坊間盛傳“楊少候與宋書銘推手較技”一事，劉習文先生已撰文力辨其偽）始終未能見到。而且編者以為，在當時那種“轟動了北京武術界，宋書銘因而成了當時拳界的新聞人物……”的火爆形勢下，靠教授太極拳吃飯，“學太極拳者，其師唯楊氏父子稱是”的楊家，近在咫尺，對這一番由健候弟子許禹生、班候弟子紀子修、全佑之子吳鑒泉等“楊門太極拳巨匠”掀起的大動靜竟然毫無反應，這于情於理不是太奇怪了嗎？不知此中是否隱有不為世人所知的情節。望博學者，能提供相關比較靠譜的史料，以解編者之惑。”

受《武魂》編者（按語）的啟發，筆者願暢述所知、所聞，以解疑雲。

據悉：1912年11月創立的北京（平）體育研究社，社址在北京西四北，社長由北京（平）市長兼任，以示政府重視；許禹生任常務副社長，主持日常社務；趙鑫洲任少林類總教習，吳鑒泉任太極類總教習；教習有郭志雲、葛馨武、楊季子、耿誠信、紀子修、恒壽山、高剋星、佟瑞甫等寄身于北京（平）的冀、魯、豫、甘、陝等省的拳界名家20余人。成員名單中沒有楊健候、楊少候的名子（筆者按：倘若成員中有楊健候、楊少候父子，太極類總教習是輪不上吳鑒泉的）。

民國初期，許禹生在北京拳界的特殊地位，使其與拳界同仁皆兄弟相稱，惟對楊家禮儀有加。許禹生師從楊健候，與健候子少候、澄甫本屬同輩，但由於許氏“亦從少候學”（陳微明語）與少候亦師亦友，所以許氏尊年長（自已）十七歲的少候為大先生，稱年少（自已）四歲的澄甫為三先生。許創立北京（平）體育研究社必然徵求楊氏父子的意見，但並未引起重視…直到1916年，許禹生成立“北京體育講習所”作為“體育研究社的”的附屬機構，得到蔡元培的支持，由教育部拔款于北京西單西斜街建址，通令各地選派學員來京學習的時候，楊少候、楊澄甫才應聘同孫祿堂、紀子修、吳鑒泉、劉彩臣、劉恩綬、薑殿臣、佟瑞甫、張忠元等到所執教。

“宋書銘事件”距今已九十六年，流光水逝，物是人非，那還能有什麼“第三者親眼目睹之旁證”。“宋書銘事件”前後，“近在咫尺”、“靠教授太極拳吃飯”的楊健候、楊少候、楊澄甫持何態度（“說過什麼、做過什麼沒有？或是什麼都沒有說、沒有做”）——要揭開這層霧紗，也只能回憶前輩所言，作合乎情理的推論，除此沒有其他辦法，至於審定真偽，則是專門家研究的課題了。

筆者學太極拳師從通州張虎臣（1898—1979）先生，上承楊少候、許禹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革前筆者青少年時，常隨吾師去一家（通州西順城街獨門獨院）名叫白玉珍的長者家串門。這位白玉珍，長吾師十多歲，耄耋之年仍健如青壯，據說少年時曾覲見過西太后，民國時為美孚石油公司賣辦，在通州開有商號“福豐裕”，人稱“煤油白”，抗戰勝利後，曾為商會代表出訪過美國，到東北接收過日偽企業，其經歷富有傳奇色彩。白玉珍亦是武林中人，精八仙、太極，與我師關係至密，師命我稱其為“白大爺”。這位白大爺常與吾師推手、粘杆，有時亦施技嬉戲於我…待到面紅耳熱，清茶一杯與吾師便是一頓海聊，為人極其豪放，（青少年時的我在一旁聽得兩眼發直）於是，一件件武林往事（或軼事）飛進了我的耳朵——

宋書銘，約生於1840年，河北保定人，幼承家教文武雙修，精通易理，清末以詩詞聞名於世，受到直隸總督袁世凱的賞識（時間當為1905年前後）。不久，袁世凱調任京師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慈禧死，攝政王載灃罷其官…1911年辛亥革命時，袁世凱複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宋書銘入其幕府，作袁的“機要秘書”，歷經袁竊取民國總統、宋教仁被刺、日本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稱帝、護國戰爭等歷史事件，直到1916年袁宣佈去消帝制後憂懼而死。

宋書銘是個文人政客，自然願意結交（1912年）剛從國外歸來出任教育總（部）長的（前清進士）蔡無培，此時恰逢教育部主事許禹生請示、醞釀創辦北京（平）體育研究社之際，於是宋、許兩個精通易理的太極拳家便自然地走在了一起，由相互欽慕，切磋技藝許被折服以師禮待之，遂為忘年交（筆者按：時年宋書銘72歲，許禹生33歲）。此事許禹生1921所著《太極拳勢圖解》寫的清清楚楚：“有宋書銘者，自雲宋遠橋後，久客項城幕，精易理，善太極拳術，頗有所發明，與餘素善。”

宋書銘“為清季詞林鉅子（引自王新武《太極拳法闡宗》）”，作過袁世凱幕賓，在清末民初，稱得上是個大知識份子，但在武術界沒有名氣，露禪、班候、健候父子，不一定認識宋、知道宋；但同為直隸（河北）人，（在某一時期）同居京師，混跡政界、精通太極拳技的宋書銘，卻不可能不知道早已楊名天下的楊氏父子（筆者按：民國初年，露禪、班候早已亡故，楊家在京教拳者祗有健候及其子少候、澄甫）。

許禹生與宋書銘的交往中，學習宋拳，得到“宋譜”，此情必然回饋到楊氏父子和“體育研究社，引起波瀾——只不過楊氏父子的波瀾不驚，體育研究社的波瀾洶湧澎湃而已。

此時（1912年）的楊家在京師傳拳已半個多世紀，露禪、班候早已仙逝，健候73歲、少候50歲、澄甫29歲，楊氏太極拳史早已從“露禪闖天下、班候打天下”進入“健候養天下”時期，不但拳路風格起了變化，就連處事待人也不同於“闖天下、打天下”時的風風火火，而是寧事息人、以和為貴。健候久居京師，接交社會上層見多識廣，深諳官埸黑幕“民不與官鬥”；歷經桑蒼，目睹過義和團大刀長矛、大清馬隊在洋槍洋炮前是如何的不堪一擊，驚詫火器時代的來臨…處世老道的健候，面對“宋拳”、“宋譜的”的出現，應該是種什麼心態呢？筆者以為，既不能裝聾作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絕不會允許50歲的少候以任何形式向袁大總統的秘書、72歲的宋書銘“宣戰”；更何況少候雖然性烈、霸強護弱，喜抱打不平，但絕不是惹事闖禍、不明是非之人；再者講，宋書銘也沒什麼得罪或威脅到楊家生計之處。因此，上上之策就是“以靜制動”“靜觀其（宋書銘）變”，“順勢借力”“以變對變”。且“宋譜”上明明寫著宋書銘的遠祖宋遠橋也是武當張三豐的弟子，既為同門同道，即當以禮待之，而不能魯莽行事…以致後來的楊氏傳人著述中，多附錄“宋譜”歌訣如《授秘歌》、《八字歌》、《心會論》、《十六關要論》等，筆者以為這與楊氏視宋書銘為同門一脈不無關係。（筆者按：此為楊氏父子的態度。）

許禹生驚歎宋書銘武技精深，引起北京（平）體育研究社同仁，特別是社中楊門弟子的嘖嘖聲，不服氣者首推紀子修（1845—1922）。紀子修，名德，字子修，從劉士俊學嶽氏散手，從楊露禪學太極拳（筆者按：引自王新午《太極拳法闡宗》），能臥地以臂擋重車輪，人送綽號“紀鐵臂”，據悉年輕時戍邊曾比武技折沙俄軍官享譽邊陲。此時的紀子修年已67歲，豪爽之氣不減當年，牽拉著吳鑒泉，極力攛掇許禹生與宋書銘商榷“一試高低”。許禹生無奈訴之宋，宋應允相約後，許禹生方攜紀子修、吳鑒泉，吳又領著全佑弟子、同門師兄弟劉恩綬、劉彩臣等一起造訪、請教于宋書銘…於是，太極拳史就添加了一段“宋書銘事件”的佳話（略）。（筆者按：此為北平體育研究社楊門弟子態度。）

宋書銘拳技絕倫，紀子修、吳鑒泉等被折服，欽佩之至，磕頭請為弟子，宋書銘對其約法“不許傳人，不許說是他教的…”於是，除紀子修不受律條制約獨自退出外，其餘皆師事宋，學練宋拳三世七（又稱長拳、三十七勢）。宋書銘教拳不顯山露水、低調作人，所為者何？愚意以為這是封建社會的文人政客、官宦權貴，視士途、名節為性命，以教拳課徒為羞恥所致（這也是武禹襄、李亦佘不以教拳為業的原因所在）…宋追隨袁世凱竭盡心力，1916年袁世凱的死，意味著宋的政治抱負徹底破滅，年已76歲的宋書銘，頓感精神崩潰不能久于人世，急思葉落歸根、魂歸故土，以至許禹生數次邀他到北京（平）體育研究社執教，皆堅辭不受，終歸隱保定鄉下作古。（筆者按：此為宋書銘的行為尺度及其結局。以致政局動盪形勢下，宋與楊氏始終沒有接觸機會，給後人留下了頗多疑點。）

發生在民國初年的“宋書銘事件”不是子烏虛有的杜撰，而是真實存在的武林往事。許禹生、紀子修、吳鑒泉、劉恩綬、劉彩臣諸先輩的傳人王新午、李先五、向愷然（筆名不肖生）、吳圖南等人的生前著述中，均有記載。其中以王新午（1890—1964）1927年所作《太極拳法闡宗》記述最為詳盡，但文中沒有涉及“許、紀、吳這些當時的楊門重要弟子以實際行動大力推崇宋時，楊健候、楊少候有什麼反應，說過什麼、做過什麼沒有？或是什麼都沒有說、沒有做？”斯時，“宋書銘事件”剛過15年，事件的當事人、知情者乃至楊少候、楊澄甫等人大多健在，若果真有過“楊少候淩空勁技折宋書銘”，楊門四世弟子王新午等是斷不會忘記大書、特書的。道理很簡單，新午先生該寫的都寫了，且斯人皆知：沒有的事，如何去畫蛇添足。深為惋惜的是王新武所言“宋氏（書銘）在清季為詞林鉅子，所著內功原道明理諸篇，已播於世，允為傑作”，筆者卻從未見過，想來“播於世”，不一定刊於世，興許從未印刷過…（筆者按：王新午1927年所著《太極拳法闡宗》原在陝西出版，個別章節曾載許禹生主辦的《體育》月刊，抗戰期間又重新修定、補充，1942年在西安出版時名曰《太極拳闡宗》）。

上述“宋書銘事件”前後，有關各方（宋書銘、楊健候、楊少候、許禹生、紀子修、吳鑒泉等）的心態及其行為表現分析如上。所不知者，不敢妄議。

1937年春，徐震先生對“宋拳”、“宋譜”的質疑，作為學術研究並未造成大的影響…只到1964年，顧留馨先生所著《太極拳研究》出版後，三易其版七次印刷，發行量高達三萬余冊，顧氏“太極拳為陳王廷所創”、“宋拳、宋譜為宋書銘偽作（造）”的觀點，事實上被當時的官方所認定，始掀起大波……

太極拳源流，各執異見、爭鳴不已；太極拳史中的人物、事件，亦撲朔迷離，頗具傳奇色彩。似這等學術研究、文化遺產又夾雜宗教、信仰色彩的課題，由於缺乏詳盡史料，說不清、理還亂，需探討、論證的難點、疑點甚多，在學術界、文化界、宗教界、武術界、太極拳界未達共識前，既然名為（太極拳）“研究”，就不能以一家之見堵塞言路，為此，筆者作文《由宋書銘引起的思考》予以評述，今又作《宋書銘事件的前前後後》補漏解惑，繼續為“宋拳”、“宋譜”鳴冤，以祈對太極拳史的研究盡些微薄之力。

標題：有關太極一代宗師張達泉與吳鑒泉家族的源淵關係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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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重看戴英前輩的方架套路及吳公儀的拳照和他徒弟李章述(上次發給你的映

像)的套路,有理由相信二者應該同出一源.

但問題來了,按上次給你的文章,（即興按：原文見taijiprobe.com 的

http://www.taijiprobe.com/files/wugongyi.doc）吳公儀再學從楊少侯,所

以在吳鑑泉晚年的套路上,加上一些自己的打法,成為他到香港後所教的方拳.

北方吳式聽說是最能保留吳全佑的套路與打法,我看過吳鑑泉早年在北京的

拳照,基本上與北方吳式一樣,他晚年的套路相信是在到了上海後期定的.而

馬岳樑和吳英華一支至今仍保留吳鑑泉的套路與打法.

戴英前輩的套路順序也完全與吳鑑泉晚年定的一樣,但打法卻與吳公儀相似.

從你的簡介及有關文章,看不到張迖泉與楊少侯有甚麽関係,也找不到戴英輿

吳公儀相連的関係,中間似乎缺了一些史實.

究竟吳式方架是甚麽時侯開始?誰先有這打法?

想聽聽你的意見.

XX

9－25－08

XX：

你對太極的探索精神實在令我欽佩，難怪你能有如此精湛的槍技。希望能早

日見到你太極拳與推手的照片或vdeo。再次懇請你能為taijiprobe的讀者寫些

文章。

你的來信給我出了道難題。但這確實也是我所深感興趣的問題。所以，我化

了些功夫竭我所能作一個回答。不敢說必定正確，但願能夠做到言之有理。

因此而讓你久侯，很抱歉。

關於張達泉與吳鑒泉家族之間的關係也是我很想弄清楚的一個問題。從正式

的師徒傳承的關係來說，張達泉的師傅是紀子修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這從我

放在taijiprobe.com上的,繆福度老師手抄的張達泉所寫有關嶽氏散手及槍論

的筆記可以得到印證。

紀子修與吳全佑雖不一定是正式的師兄弟關係，但他們是同時代的武術高

手，並且交往甚密是沒有疑問的。根據紀德（之修）傳（參見：taijiprobe.com

，太極漫談頁面）記載清同治六年（1856年）紀之修已“以技擢護軍校，

又從楊露禪受太極十三式。”。而當時吳鑒泉（1870－1942）還沒有出生

，可見，就年令與出道時間來看紀子修是吳鑒泉的師伯輩，是無用置疑的。

民國五年，紀子修、吳鑑泉、許禹生、劉恩綬、劉彩臣、薑殿臣、孫祿堂、

楊少侯等人共組北京體育講習所（後改制為北京體育研究社）當時紀子修年

令最大，雖是同事，但總屬吳鑒泉、楊少候等的前輩。

紀子修很少收弟子，張達泉是其愛徒。吳鑒泉長張達泉（1889—1969）十

九歲，而張達泉長吳公儀（1900—1970）十一歲。所以，無論從武術或年

序而論，張達泉是吳公儀的叔輩是無疑的。前輩也有多人證實吳公儀一直稱

張達泉為師叔。

紀子修去世後，吳鑒泉給張達泉不少照應，所以，張達泉一直對吳鑒泉十

分敬重。由此，外傳張達泉是吳鑒泉的學生也事出有因。

張達泉在吳鑒泉去世後與吳鑒泉家屬的吳公儀關係最好。有傳說吳公儀在

澳門比武前曾向本門長者徵求意見，指的就是張達泉。

至於張達泉向吳公儀學太極拳的傳說，我是這樣看的：

吳公儀1924年受聘於黃埔軍校。1937在香港擔任鑒泉太極拳分社社長，

1943年日軍佔領香港後回到上海，擔任鑒泉太極拳社社長。1948年又回香

港。可見，要說張達泉向吳公儀學拳的話，只可能發生在1943年到1948年

之間。眾所周知，吳鑒拳1942年過世後，張達泉是上海太極拳界的少數頂

樑柱之一。那時張達泉已經五十多歲了，如果這時才向吳公儀學太極拳，

他的太極技藝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達到如此高的境界的。所以，據我分析，紀

子修的絕技雖是嶽氏散手，但畢竟也是公認的與吳全佑同時代的太極泰斗之

一。張達泉又是他的少有的高徒。所以，張達泉的太極拳技藝根基來源於紀

子修是毫無疑問的。當然，張達泉的太極技藝不及吳鑒泉也是不可否認的事

實。張達泉又是個謙遜好學的人，所以，當吳鑒泉在世時，張達泉經常向吳

鑒泉討教，並師事吳鑒泉也是必然的。但決不存在正式的師徒關係。那麼，

張達泉與吳公儀更不可能有師徒關係了。他們之間最多也只是拳術上相互切

磋，坦誠交流，惺惺相惜的親密拳友關係。繆福度等老師曾說，張達泉深得

紀子修的嶽氏散手的真傳，又有紀子修傳授的高超槍法，但此兩絕技他一直

沒有象他的太極技藝那樣廣為傳授，也是因為在與吳公儀交流時作出的承諾。

因為，公儀擔心吳家除了太極外很少有其他看家武藝了。

至於其他有關張達泉太極拳的傳承關係便完全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了。例

如，說張達泉拜吳鑒泉的夫人為師，我們可曾聽說吳鑒泉夫人的習武史跡，

沒有吧！由此，說張達泉的拳藝受吳氏家族的影響是可信的，但絕不可能存

在什麼正式的師承關係。

明白了張達泉與吳鑒泉家族的關係以後， 你所指出的

『北方吳式聽說是最能保留吳全佑的套路與打法,我看過吳鑑泉早年在北京的

拳照,基本上與北方吳式一樣,他晚年的套路相信是在到了上海後期定的.而馬

岳樑和吳英華一支至今仍保留吳鑑泉的套路與打法.

戴英前輩的套路順序也完全與吳鑑泉晚年定的一樣,但打法卻與吳公儀相似.』

這一現象就容易解釋了。紀子修，王茂齋等其實是參與了吳全佑改造楊式小

架為吳式太極的過程的。而吳式由吳鑒泉的推廣而廣為人知。晚期吳鑒泉在

上海進行了改吳式為圓架工作。由於這一改動未影響到北方太極界，所以北

方的吳式還是由王茂齋一脈傳授，張達泉因紀子修的關係也應屬於北方的體

系。其實“方架”這個稱呼原是為了區別後出的“圓架”而得。在圓架出現

之前人們只知吳式，根本就沒有方、圓的概念。而且，圓架又並不廣為人知，

所以，即使現在北方可能也較少人知吳式還有“方”、“圓”之分。吳公儀

所得的家傳也是早期的方架，而方架又是很接近吳公儀向楊少侯學的楊式小

架。吳公儀1924年就去了南方，因此，吳鑒泉的改架對他不會造成多大的影

響。這樣張達泉，吳公儀與現在北方吳式拳的打法相近而與圓架有較大區別

便在情理之中了。

也可能正因為此，張達泉與吳公儀的關係會比與吳氏其他人密切的原因之一。

太極拳的技法比套路的順序重要的多，而且也難改變得多。所以，張達泉在

套路上遵循吳鑒泉的改動，而打法上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是一個符合他個性的

選擇。當然，由此戴英套路順序完全與吳鑒泉晚年定下的一樣，而打法卻與

吳公儀向似應該是必然的了。張達泉與楊少侯可能沒有密切的關係。戴英與

吳公儀可能未曾見過面吧。

張達泉與馬岳梁應該相熟，但是在馬岳梁主持的鑒泉太極社從不提，至少很

少提及張達泉對太極拳的貢獻卻是令人費解的。

張達泉晚年常講現在楊式小架不常見了，他的架子實際上最接近楊式小架，

可能也與此有關。

即興（原信非此具名）

9－27－08